小额贷款公司亦如青年人的成长、纠结。从最初密集，到今日出现“无米下锅”、赋税过高、利润单薄等困境，或收缩规模、谨慎设立，或大声疾呼、期盼救星，或徘徊观望，停滞不前。敢问路在何方？

　　现状：环境中催生 摸索中前行

　　雨后春笋，一发不可收拾，也如青年的热情，汹涌澎湃，小贷公司在五年试点，两年多全国布点中，发展1300多家，涵盖700亿的民间资金投入。目前，这些小贷公司主要分为两种，一类是面向以中小企业，一类面向三农。

　　中小企业繁多的温州，是小额贷款服务快速发展的温床，这里的小额贷款公司颇具典型。资料显示，温州小额贷款投向明显且专业，80%投向小企业，10%投向纯农业，剩余10%投向其他，贷款流程效率非常高，快的3个小时，慢的3天。

　　作为温州成立的首家小贷公司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其资金周转率达到18%以上，是目前小额贷款中资金效率最高的公司，但负责人陈开云却不这么认为——“按照企业投资观点，我们的效益并不理想，远远低于把资金投资到其他行业上。”

　　该公司一天最高就放贷4250万元，在刚开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注册的1亿元全部放贷出去了。此种状况陆续出现在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这几年，而浙江、广东、上海等各地小贷公司境遇相同。

　　困局：只出不入 涸泽不渔

　　“身份缺失”、“监管虚置”、“资金匮乏”成为小额贷款公司实践后面临的三大发展难题。有形象的比喻，小额贷款公司的池塘“仅出水，而不入”，迟早会干涸。而即便转型村镇银，不能控股的规定，更是令部分民间资本掉头。

　　追求短期效益或着眼长期效益，一直是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选择。而只有试错的勇气，才会有明确的定位，随之便会坚持，而非轻易的盲从、放弃。

　　也遇资金瓶颈，服务三农、民生的小额贷款公司，一直在偏远山村中默默耕耘。 早在1993年9月，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以500元人民币，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开始做发放小额贷款的相关实践研究。茅于轼说：现在我们钱不是太多贷不出去，相反，市场需求令我们入不敷出，但与此同时，在政策上依然遇到瓶颈。这个试验项目并非一路坦途，茅本人曾被“乱集资、乱办金融业务、擅自设立基金会”的帽子。

　　记者通过资料查询，山西省直到2009年6月的永济富平小贷公司才在法律上被认可。永济富平注册资本3000万，截至去年年底，累计发放贷款1206笔，金额1821.1万元，虽然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但这家诞生不久的小贷公司依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

山西的农村小额贷款历经16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长足进展，但面临的困境还是令一些期待进入的企业不得不慎重行事。即使如此，茅于轼依旧看好未来——“现在农村小额贷款是一个金矿，可以赚好大的钱。”

　　央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不低于银行利率的0.9倍。小贷公司平均贷款利率15.8%，最高上限21%。温州曾公布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财务报告：1亿元注册资本金，按照全年90%的使用率计算，放款利率18‰，全年利息收入1944万元。扣去25%的所得税，5.56%营业税及附加，以及90万元的坏账准备金，税后利润为1294万元。股东只要分红1分，则公司的营业费用、人员工资都无从开支。

　　解箍：集谏各方 破解“三难”

　　巧妇难为无米炊，即便没有盲从，除却急功近利，利润单薄、无钱可贷、身份不明也足让小贷公司停滞不前。

　　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小额信贷制度在中国逐渐兴起，开始有了给“草根经济体”提供贷款的小额贷款公司。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达１３３４家，从业人数１４５００多人，资金来源达到９４０多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超过７００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０．１９％。

　　而截至２００９年第一季度末，中国企业总数为９７０万，其中，小型、微型企业数量达到９６０万。这些小、微型企业，加上近３０００万的注册个体工商户以及２亿左右的农户，都属于“草根经济体”的范畴。

　　贷款难，难贷款的草根经济体，助长了“小贷”机构在数年间的迅猛发展后，俨然和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大地摊开一副分工明细的阵势，但被积压成疾的小贷“三难”也日趋凸显。

　　9月16日，首届“中国小额信贷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业内以及主管机构的官员及学者首次进行了相关研讨，而在10月30日—31日，由国际金融服务集团（UFS）主办的“欧洲和中国战略合作与发展论坛”将有欧中金融界和企业界精英经验再次会诊“小贷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