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学百科全书》中说，行业协会是“一些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自愿组织起来的同行或商人的团体”。
　　

正是源于这种共同的利益诉求，在2005年，湖南省和长沙市几乎同时成立了担保协会，那时候，正规做融资担保业务的湖南老板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圈子”。
　　

在这个正规授予融资性担保牌照的圈子内，联合担保共赢、信息互通止损，成了圈内人在生意上最为直接的合作方式。
　　


A演变
　　

清理门户和黑名单
　　

这年头最好做的生意，已经不是房子也不是煤矿了，而是money，钱生钱。曲波（化名）的担保公司就是玩着资金拆借游戏，从民间低息吸收资金，再高息放出去，或者替急需还钱的公司出过桥资金，每天收取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的利息不等。让他如此淡定的是，担保圈内大多都这么干。
　　

但如今，曲波却面临着被踢出担保圈的危险。当然，这里说的圈子是正规的担保圈。
　　

2010年开始的行业整顿
　　

2005年，湖南省和长沙市几乎同时成立了担保协会，那时候，正规做融资担保业务的湖南老板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圈子”。

但是，近年来，浙江、河南、内蒙等地担保行业丑闻不断，湖南担保业似乎突然发现，在他们这个正规圈子以外，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圈子——披着担保公司的外衣，干着民间融资和放高利贷者的圈子。于是，出于政策要求和划清界限的考虑，“清理门户”成了长沙乃至湖南担保圈的必然选择。
　　

如果不是那家全国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中科智在2008年爆发危机，银监会还不会这么快给担保行业套上“紧箍咒”。
　　

那时候，湖南省内正规做融资担保业务的，也有政府机构管理，但是，以往的监管没有那么严格——担保机构的设立实行备案制，不备案照样可以注册设立；同时，即使那些备案并被纳入了管理范围的担保机构，其对外投资没有比例限制，对做过桥资金等资金业务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只是不容许放高利贷。以至于，当时正规做融资担保的和放高利贷的，在外人心目中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2010年3月，银监会联合七部门发布《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必须重新发牌照才能经营，由金融办监管，并要求在2011年3月之前清理完毕。办法还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不仅要持牌才能经营，而且不允许从事任何形式的资金放贷业务，更不允许变相吸收存款，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比例限制在净资产的20%以内。
　　

没牌照的担保企业不能进协会
　　

“最终，我们当时的31家会员里，有5家没拿到牌照。”长沙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会长袁国兴回忆说，他亦是湖南联保集团董事长。
　　
　

自此，大家开始重新列队，担保圈里分出了融资和非融资两类，亦有正规和不正规之说。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放高利贷，这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曲波的公司也没拿到牌照，他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不会再拿到台面上有组织地聚到一起，只是几个私交好的私下还有来往。

“按照监管部门的倾向性要求，正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全部要加入协会，目前共51家拿到牌照。”袁国兴介绍说，像曲波公司这样没拿到牌照的长沙还有近百家，都被排除在协会大门之外。“如果现在还拿不到牌照，原来的协会会员也要劝退，目前还有2家留在协会里，但我们每次开会都不再叫他们”。
　　

“不来往”的还有黑名单上的从业人员

“很多非融资担保公司放高利贷赚钱，我们做正规担保亏钱。”袁国兴并不否认圈子分流，虽然都挂了“担保”这块牌子，但却是鱼龙混杂，所以他也不愿意跟这些人来往。温州今年集中爆出的担保公司老板放高利贷跑路现象，全部是来自不受监管的非融资担保公司，但却败坏了整个担保行业的名声。“搞的他们生病，我们也跟着吃药，还要受外界批评的窝囊气。”
　　

为了肃清业内的违规行为，如今担保圈正忙于制定一个黑名单制度——除了对机构进行管理外，从业人员发生道德风险对行业影响不好的，不仅要在业内公布，别的公司也不能录用。袁国兴说，“去年有一家担保公司的负责人除了收取正常担保费外，还收受了企业的贿赂，在行业内部就通报了。”
　　

B交流
　　

一个信息，防止上千万的损失

现在袁国兴每天要接到五六个同行咨询电话，有关于政策的，有关于业务的，还有出现风险该怎么办之类的？“免不了会做些交流，还会参与组织对长沙甚至全省的担保公司高管进行培训，让做得好的公司领导讲课，分享经验。”


协会作为担保圈的载体，有时候更像一座桥梁，“政府对担保机构有什么要求，都是通过协会来传达。”但袁国兴说，成立协会主要是加强自律，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们协会成员主动协商将担保收费降到3%以下。业内的人平时也会坐在一起，商量担保费用怎么收，收高了企业受不了，收低了担保公司没钱赚。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加入这个圈子，最实在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业务风险。
　　

喻海军是湖南省担保协会副会长，也是湖南芙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每次在调查企业时，如果发现某个担保公司已经给这家企业担保了，喻会马上给同行打电话，问问怎么评价企业、支持力度有多大。“有些信息企业没有跟我们讲，就靠同行了解。”
　　

2008年，金湘玻璃找到喻海军，希望他提供担保贷款，但喻发现某国营担保公司已经为这家公司做了1300万的担保贷款，其他还有几家担保公司也参与了。幸运的是，得到了这些信息后，喻海军找同行多方打听，最终感觉风险太大，拒绝了这单业务。后来，金湘玻璃老板跳楼，其中一家担保公司代偿了一千多万，“如果我也担保代偿这么多，早就玩不下去了。”

“担保公司出现了什么坏账，不一定知道准确消息，但通过道听途说会知道一些。这个圈子里有什么事马上会传开了。”喻海军说，他之所以对担保圈子这么熟悉，是因为他也是最先参与省担保协会筹备的人员之一。
　　

现在，在省担保协会这里，有的公司会上报出现代偿业务的名单，给行业共享，防止其他公司蒙受损失。但在喻海军看来，这方面还需要加强。“因为利益的问题，有的公司不想透露自己的客户，而一旦出事，又因为面子问题，又不想拿自己的问题跟别人讲。”
　　

C合作
　　

联合担保，分享大蛋糕
　　

当担保公司面对一单担保需求巨大的业务，却限于自身实力无法“独吞”时，常见的办法是，他们会找同行联合担保，将这块“大蛋糕”一起吃下。
　　

今年4月的某天下午，袁国兴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又郁闷的消息：郴州金贵银业想要他担保四千万，少一分都不行。四千万确实是个大单子，担保费就能挣一百多万，但联保集团的净资产只有2.23亿，而规定是单笔担保额不能超过净资产的10%，也就是说，他一家最多只能担保2230万，剩下的1000多万怎么办？

那必须找人合作联合担保，找谁？袁国兴的脑壳瓜子快速转了一圈，拿起手机就分别给中达和通达的老总打了电话。“他们答应一起做，但能否通过还需要通过公司评审会。”
　　

很快，三家公司联合对企业做了调查，各家经过十天的评审得出结论，一致同意联合担保。最后，袁国兴担保2千万、中达和通达各担保1千万，他们与银行分别签合同，担保费统一费率后，按照担保额各收各的。
　　

在这些人看来，人走到一起，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共同的利益追求，另一种是共同的价值追求。之所以选择联合担保，按照袁国兴的话说，是利益驱动，“如果我一家能担保四千万，判断企业的各项指标没问题，我也不会叫他们，因为担保二千万和四千万的风险是一样的。”
　　

袁国兴发现，湖南的担保机构还有一个特点，担保机构数量多，但资本金很小，三千万、五千万的比较多，难以取得银行授信，联合起来实力就加强了。关键是怎么联合，袁国兴的建议是，把市场这块交给民营担保机构，政府做再担保，将这些小担保机构纳入再担保体系，浙江、江苏就是这么做的。
　　

实际上，联合担保已经成为湖南担保圈里屡见不鲜的合作方式。
　　

“要分散风险，联合担保是个不错的办法。”岳阳市中小企业担保投资公司董事长杨速成也是一个力挺联保的急先锋，他也曾和常德、益阳的公司谈过，希望建立一个联保机构，拓展业务，分散风险。
　　

圈内人:悲催的2011
　　

与钱打交道的圈子，似乎多少都属于富人圈。谈及圈内生活，一位民营担保公司的老板的说法是，“你看过官场小说吗，高雅与低俗的融合，A面B面的生活都有”。但这并非圈子生活全部。
　　

回放2011年，担保圈的人似乎都在纠结于两件事：上半年在换牌照中度过，下半年陷入了中小企业危机爆发的忧虑中。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找担保的多了起来，但另一方面，担保机构又特别谨慎，甚至不敢接单。规模小的担心客户跑路倒闭，规模大的、合作银行多的，担心银行因为信贷规模紧张，要操心如果在还贷过程中担保公司垫了款，怎么收回的问题。
　　

一个担保公司老总自嘲说，“社会上总以为我们多么风光，其实连二奶都不如。二奶分手了，还有青春补偿费；企业说不要担保了，银行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我们被甩，有什么？一堆烂账！”
　　

担保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钱钟书笔下的《围城》，可以套用在很多领域，婚姻、事业有时候都是如此。
　　

如果跟担保圈的人混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担保业就是这样的一座围城：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挤破头的往里钻；另一方面却是真正规矩做担保的人想退出这个行业，但难以抽身。
　　

现在进入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门槛提高了很多。湖南的规定是，在县里开展业务注册资金至少2000万，在地区范围内开展业务要5000万以上，要在全省开展业务则需要一个亿以上，但即便是这么高的资金要求，依然有很多人排起了长队，审批非常严格。
　　

湖南某个地级市的宋老板，从9月份开始申请成立融资担保公司，到现在没批下来，而且被告知当地名额已经用完，需要等到明年再申请。实际上，宋老板并不是想通过担保公司赚钱，而是为他的客户提供担保从银行贷款，做活他的那个生意圈。
　　

但在袁国兴和喻海军他们的算盘里，单纯做融资担保并不赚钱——如果在银行放大5倍，5000万的注册资金，最多担保2.5个亿，顶多按照80%的指标利用率计算，也就是担保2个亿，收取3%的担保费，年收入不过600万；而固定运营费用要差不多200万，还要按年末在保余额提取不少于1%的风险准备金200万左右、按当年收入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300万，此外还要按年末净利润的50%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这样下来，做一年担保，即使不出风险的情况下，基本也没有利润。如果要计算股东的资金成本（即使按银行利息算一年定存就有175万的利息），那么肯定是不合算的。当然，如果不出风险，提取的各项准备金算是“赚”的。
　　

长沙几家以融资担保为主业而且业务量较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去年虽然也拿到了一些补贴，但加上没有“赔掉”的准备金，以及税后利润，最后的资本回报率大多不到10%。
　　

如果没有政策补贴支持，这些民营担保公司都说“不想做了”，但现在退出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这个行业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现在是进退两难。”喻海军给六十多个客户做了担保业务，不可能说断就断。
　　
　

喻海军和袁国兴他们一致认为，担保业是高杠杆行业，遵从的是大数定律——“薄利多销”。而“多销”的前提是银行给予资本放大倍数，倍数越大，业务越多，收入才会越大。
　　

但倍数放大岂是那么容易的事，一般民营担保机构在银行的放大倍数不到5倍，袁国兴在这个行业浸淫了十年，他集团前几年在银行放大倍数是6-8倍，如今才达到10倍。
　　

尤其是银监会提出，可以容忍银行对于中小企业方面更多点的坏账后，银行对于稍微次级的业务，可以不再通过担保公司担保，而是直接放贷，这无疑挤压了担保公司的生存空间。
　　

但袁国兴说，目前在长沙有51家融资性牌照的公司，真正与银行发生业务往来的不到20家，也有的人开始转入PE投资，或尝试进入小额贷款公司，谋求转型。
　　

“哪天政府取消补贴了，我就不打算做了”，不止一位民营担保公司老总这样对记者说。